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走出教育困境(读书笔记)
作者:丁海明
l938年秋天,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,收容抗战烽火中的难童。为了不受国民党的控制,陶行知不要政府的经费,组织全校师生四处募捐。他宣布一条纪律,募捐所得涓滴归公,任何人都不得借故暂借或挪用。一言既出,躬行不怠。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大口袋,一只装公款,一只装私款。一次,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募捐,收获颇丰。等到天色已暮,要购买车票回校时,一摸私款口袋,却已囊空如洗。此时他早已饥肠辘辘,体力不支,而车站离古圣寺尚有十几里之遥。虽然他上衣那只装着公款的口袋鼓鼓囊囊,但他一分不肯动用,硬是拖着疲乏的身体,走着崎岖的山路,一直到皓月中天之时才回到古寺。守门的老和尚在依稀的月光中看到先生归来,连声呼唤:“阿弥陀佛!善哉善哉!菩萨保佑,正人君子。”老和尚说得一点也不错,陶行知确实称得上正人君子。按说,他在车站上完全可以从自己的“公款口袋”中预借一点现金购买返程车票,这件事任何人都不会知道,即使知道了也会谅解。然而他公私分清,竟“不越雷池一步”。陶行知之所以如此受尊崇和爱戴,除了学识渊博、事业成功之外,更重要的是他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能做到自律和诚实,真正实践了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人生信条。是的,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,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能反映他的真实品质。陶行知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严格的道德自律性。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,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陶行知投身教育,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。他由于有当教师的父亲,6岁蒙馆,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。因家境贫寒,他靠教会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。在美国留学的经历,使陶行知更深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,并立志去改造。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,又使“教育救国”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,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。他以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赤子之忱,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。最可贵的是,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,又以“甘当骆驼”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,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,其精神为人所同钦,世所共仰。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,陶行知逐步认识到,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,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。因此,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《民主教育之普及》等文章,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,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,这就是民主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、创造的教育。这一思想,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是精髓相通。由于思想上的一致,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一边,成为周恩来所赞誉的“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陶行知舍弃了“小我”,为了实现一个“大我”,去寻找信仰,去践行信仰,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振兴而选择了平民教育。为了实践理想,1926年,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,自任校长,还改地名为“晓庄”,取日出而作之意。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,陶行知脱去西装,穿上草鞋,和师生一起开荒,一起建茅屋。他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,“社会即学校”,“教学做合一”,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的理论,目的是要“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”。抗日战争期间,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,把“生活教育”理论运用在培养“人才幼苗”的实践中。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,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。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,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。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《兄妹开荒》等秧歌剧,在校内组织演出。他还倡导学习“南泥湾精神”,带领师生开荒30亩,建立了育才农场。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,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。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陶行知将自己的每一行足迹,每一次心跳,每一步跋涉都深深地融进了教育;把灿烂的青春,奔放的活力,真诚的心灵都献给了学生;他用汗水、智慧、情感甚至生命来书写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坚定教育信仰。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,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。1930年春,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,举行游行示威。时值蒋冯大战,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,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,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,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。后通缉解除,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,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在沪期间,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《申报》的顾问,曾化名“不除庭草斋夫”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。当时,蒋介石以“剿共”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,陶行知连续发表了《剿匪与造匪》等三篇时评,语惊天下地指出:“今日举国之匪,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”。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,蒋介石大发雷霆,批示:“申报禁止邮递”。为申报馆的生存计,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,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,蒋介石方解除禁令。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,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。一二·九运动爆发后,他与宋庆龄、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1936年7月,他担任了救国会的“国民外交使节”出访欧亚非26国,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。途经香港时,他与沈钧儒、章乃器等联合发表《团结御侮宣言》,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,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。出访期间,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,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。沈钧儒后来说: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,一定和我们在一起,“七君子之狱”就变成“八君子之狱”了。
马·普顿尔说过:人活着就要用生命去解释自己的信仰。陶行知认定了自己的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信仰,而坚定地去践行。选择信仰不难,但为信仰坚守太难。战争年代的鲜血与生命是惨烈,但和平年代的坚守更加错综复杂,与战争年代非黑即白相比,我们面临的诱惑与选择更多,考验更苛刻。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,学习教育科学,学习业务知识,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。把理想信念融入到平凡的工作中,重要的是行动和实干。人活着要有目标,有了目标,才会有奋斗的激情。德才兼备,注意为人师表,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、知识渊博、懂得教育规律的教育工作者。忠诚社会主义教育事业,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,有正确的教育思想,对学生全面负责,对全体学生负责,爱生育人。老师不仅是学生学习上的指导者,也是学生思想品格的引路人。勇于改革,锐意进取,积极进行各种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,不断探索,不断总结有所发现,有所创造,开拓前进,不断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。坚持正义,少说空话废话,多干实事正事。任劳任怨、对人真诚、热爱学生、人际关系和谐融洽,处处以陶行知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信仰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,努力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,中国教育就有希望,一定大有希望。
“教育是国计,也是民生;教育是今天,更是明天。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。教育是民族振兴、社会进步的基石,是提高国民素质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,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事业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,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。当今世界,人才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,教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。在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中,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。教育兴,则民族兴;教育强,则国家强。我们国家的现代化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。”厄这些道理谁都会知道,这些话谁都会说。而教育真正靠什么?靠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搞教育的信仰,唯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才能走出教育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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